未来3年是我国决胜小康的关键时期。但近半年来，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出现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由于主要经济体政策调整及其外溢效应带来变数，保护主义加剧，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需要应对多种风险挑战。面对中华民族崛起过程遇到的这一新变化，党和国家指出，必须继续保持战略定力，要坚持“既利当前更惠长远的举措，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既定方针。为此，作为人力资源供给侧的高等职业教育，要提供高质量的职业人才，也必须清醒地把握当务之急，至少应在助推实体经济发展、助力精准扶贫落实、助兴“一带一路”建设这三大领域发力。
1. 助推实体经济发展，高职教育在“实体经济”领域不能缺位。助推实体经济发展，要确立三大原则。
一是要坚持脱虚向实的原则，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高职教育始终要把为实体经济发展培养人才放在首位。制造业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方向。尽管以金融和房地产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对服务与支撑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必须的，但要根据“中国制造2025”的要求，发展以服务制造业为重点的职业教育，既要使这些专业成为科研成果转化的变换器，又要使服务实体经济与服务虚拟经济的专业建设协调发展。因此，高职教育的专业布局，应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做到“实体”与“虚拟”结合。
二是要坚持就业创业结合的原则，以促进学生就业为导向。高职教育要始终把就业目标放在办学的首位。十九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为此要树立三大目标：①毕业后及时就业，此为“有职业”的初级目标；②“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此为“好职业”的中级目标；③“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此为“创业就业”的高级目标。因此，高职教育的“双创”教育，应以促进学生就业为导向，做到“就业”与“创业”结合。
三是要坚持力学笃行的原则，以知识实际应用为导向。高职教育要始终把知识的应用放在首位。传统的学科体系是基于知识存储的量化结构，而职业教育行动体系的工作过程结构，是基于知识应用的质性结构。以客观存在的工作过程作为积分路径，从应用性、人本性和操作性三个维度，将学习内容、先有知识与学习过程在工作过程中予以系统化集成，通过解构与重构，在比较、迁移和内化的学习中，提升学生的方法论能力。因此，高职教育的课程和教材，应以知识实际应用为导向，做到“应用”与“存储”结合。
2. 助力精准扶贫落实，高职教育在“精准扶贫”领域不能缺位。助力“精准扶贫”，要理顺三大关系。
一是精准的职业教育需求与精准的职业教育供给之间的关系，涉及扶贫的针对性问题。作为人力资源供给侧的职业教育扶贫供给，要建立在既要找准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又要找准个体能力的发展需求，亦即精准的整合职业教育需求基础之上，应提供接地气、易操作、受欢迎的职业教育扶贫供给措施。
二是精准的职业教育扶贫与精准的经济扶贫之间的关系，涉及扶贫的协同性问题。作为提供必不可少的“输血”功能的经济扶贫，还必须与提供不可或缺的具有“造血”功能的职业教育扶贫相结合，使得“硬”扶贫即资金设备物质的增量，与“软”扶贫即人才培养培训的增量结合。要将不同渠道的扶贫基金与职业教育基金予以捆绑使用。
三是精准的短期职业教育项目与精准的长期职业教育规划之间的关系，涉及扶贫的有效性问题。作为政府扶贫国策组成部分的职业教育扶贫，既要精准选择旨在见效快的短期职业培训项目，又要精准制订基于终身学习需要的长期职业教育规划。既要根据属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提供短平快的培训，也要同步做好未来发展所需的人才储备工作。
3. 助兴“一带一路”建设，高职教育在“一带一路”领域不能缺位。助兴“一带一路”，要关注五大模式。①伴随工程项目“走出去”的模式。这里指结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程项目，与当地企业或教育机构开展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模式。②借助合作联盟“走出去”的模式。即由非政府组织通过非盈利的或PPP形式组建的职业教育联盟模式。③按照国家协议“走出去”的模式。通过中国政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的人文交流协议框架下的模式。④依据教育标准“走出去”的模式。依据中国职业教育的国家或院校的专业及课程标准、行业企业的资格标准，与沿线国家教育部门、教育或培训结构，合作举办学校职业教育或培训的模式。⑤立足国内教育“走出去”的模式。采用中国高职教育的专业和课程标准及管理经验，接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或管理者到中国学习后由其将中国职业教育“带出去”的模式。